日本杂议一百则

　　之一：自杀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今早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没说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已经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差不多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此类的“人身事故”。2009年以来，或许是经济不景气的缘故，自杀的频率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那儿，平淡无奇。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了。

　　日本连续十一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去年的统计是32249人。依照今年前三个月的情况来看，恐怕要突破这个数字。在这些自杀者当中，方式多种多样，而跃轨的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仆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别“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 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致歉。这是一次有关“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但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等，都是真正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影响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恐怕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出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想法，应该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绝望之外，也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啊。

之二：压抑

　　某夜大雨，我走向池袋车站途中，看到人行道的护栏上倚着一位胖硕的青年男子，全身西装革履，但一任雨水冲刷，而他的大量呕吐物遍布全身，顺水流下。他间或仰头向天，发出野兽般的嚎叫。是的，那是不折不扣的嚎叫。在繁华街道上的此情此景，简直带有强烈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我不知道这位胖子遇到了什么烦恼，可那嚎叫无疑是深刻压抑之下的癫狂释放。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十几年来我亦屡见不鲜，其背后映射出的是一种普遍性的压抑状态。这种压抑最主要的源泉，莫过于编织成一张大网般笼罩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ルール”（规矩）。

　　和朋友聊天说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日本人每年元旦寄贺卡的习俗，其实是一个体现压抑氛围的好例子。据前年的统计，日本人人均邮寄105张贺卡，以人口计算总数高达130余亿张，相当惊人，因为中国除夕当日，中移动和联通的手机拜年短信也不过77条。比起拜年短信，日本的贺卡更花费心思，然而，也更称得上是一种负担。一个家庭收到或寄出的贺卡可能多达数百张，绝大多数充斥泛泛的客套话与千篇一律的祝愿。很多人之间根本不像往来，却要出现在彼此一年一度的贺卡发送名单上。对一个率直（美其名曰，或称懒惰）的人来讲，这些贺卡也许真的会导致精神上的负累。他必须克制自己的随性念头，老老实实地加入到贺卡群体中去。凡此勉为其难之事，即为压抑。虽然以民俗、传统等面目修饰，实则累积于潜意识当中。

　　有时在餐馆，我会冷眼打量左近的日本人团伙，在其间常会发现一些纯属无奈参加的人，用捏造的表情作出敷衍性的言谈，眼神中却流露出不得不屈身于此的痛苦。这也是压抑。关于日本人的集团性特征，留后再议，此处只是强调，作为“社会人”，压抑是如影随形的生活的一部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任何文明都有约束制衡个体生命的道德伦理及法规典范，但在当下世界，日本的 “ルール”之繁多琐细，确实堪称独步。

　　每个人承受压抑的能力自然有别，疏导排遣压抑的方式也各异。实在扛不住了，就要追求痛快淋漓的宣泄，前面说的“碍事型”自杀是激烈的做法，而那位雨中长号的胖子，也算比较鲜明。另外，压抑还催生了不少精神疾病的患者。我生活中遇到的、听说的所谓“变态”真是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余虽不才，还被偷窥过洗澡呢。

　　在日本的社会组织中，压抑具有明显的等级性，越往下走压得越重。作为来自底层的反弹，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下克上。在日本的二战历史叙述中，此词语颇为常见。二二六兵变是下克上，侵华战争扩大化也是下克上。如今南京大屠杀是热门话题，日军的暴行某种程度上来自于战区指挥官们为避免一线官兵重压之下反噬自身而故意的纵容。大本营要求暂缓进攻作战的命令，被战区指挥官们漠视的原因，正是下面官兵发泄的亢奋已经按捺不住。从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日本的官方声明是否表示反省谢罪，只要其社会中的压抑现象仍旧如此，就继续存在着酝酿失控行为的土壤。

　　一位归国生活的朋友说，在中国混得久的日本人“最坏”。理由是他们失去了日本社会的“ルール”束缚，一下子随心所欲起来就很放纵，“发扬了日本人的缺点，汲取了中国人的毛病。”我对此没有深入观察，但听说过几个个例，如某某日本人对在中国可以随便闯红灯甚至吐痰颇感快慰。

　　从清末至今，对日本人的“有礼貌”描述不绝于书，这个礼貌和压抑之间有何关联？这就要说到咱们的一位先贤：荀子。

之三：礼貌

　　

　　初到日本，日本人随时随地表现出的礼节，确实曾给我以不小震撼。在站台上，看到人们彼此鞠躬道别或挥手致意；在电车中，看到大家因肢体接触而相互点头抱歉；在商店里，看到服务员热切而谦卑的笑容……不论之前对日本的印象究竟如何，这种普遍的温文有礼在很大程度上令人生出对日本的尊重和羡慕。特别是在和中国生活经验对比之下，一种类似自卑的感觉甚至油然而生。

　　在日语学校的初级教材中，前几课就教了“礼仪正しい”这个单词，不用说，是用来形容日本人举止言谈的。这也表明日本人对此极为自豪，乐于在外国人心中加强塑造此一形象。怀有华夷观念的东亚国家都愿意强调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建立优越感，日本民众的礼貌表现则为之大大增添了说服力。

　　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对于日本人道德修养的赞誉之词不绝于耳，即便是在两国交恶，日本侵凌不休的时期。不过，这当中的心态倒很值得探究，我以为多数是因恨铁不成钢而痛发牢骚，极少有人深入分析中日两国文化内在的歧异。今日中国大陆的道德滑坡、民风沉沦有目共睹，所以拿日本来说事儿的亦大有人在。但我以为尤有必要澄清的是，中国之现状有特殊的成因和责任者，决不能据此便以为日本比中国更加“文明”。中日之间的现象差异，实际上源于 “心”和“礼”的道德观分歧。

　　中国人讲早期儒家，只说“二圣”孔孟，前者曰“仁”，后者曰“义”。此后的圣贤，要数朱熹（“理”）、王阳明（“心”）。一位先贤似乎很受冷落，他就是荀子，中国教科书中对荀子的论述着眼于其朴素唯物主义和性恶论，但荀子的思想核心是 “礼”。对日本影响最著的也恰恰是荀子。

　　韩东育的《中日两国道德文化的形态比较》是对此问题论述得比较透彻的好文，值得有心人仔细研读。他在文中引用李泽厚的观点，即中国儒学仁重于礼，“对内在心性的主动塑造和追求远重于对外在规范的严格遵循和顺应。……日本则不然……所致力的是外在理性的建立、即对行为规范、姿态仪容等礼文细节的坚决确立和严厉执行，而并未去着重内在心性的塑造……”韩东育详细分析了荀子理论对日本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的影响，即认为要靠外在的“礼”，而非内在的“心”。荻生徂徕“认为，仅凭口耳说教似的道德灌输和内在良知的自我制御，是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的，事实上也是靠不住的。他主张，社会公德的真正建立，需要的不是内在自觉，而是外在训练。”韩东育承认，荻生徂徕“以外化内”的主张通过长期实践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 “这已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但“公德欲完全覆盖私德，亦难免天真。”

　　了解了这点之后，着实有茅塞顿开的感受。中国人强调私德，只要心是好的，外在言行可以不拘甚至放诞。许多人缺乏公德观念，却认为自己内心良善，“心”成了简捷的托词。日本人强调公德，在外在的言行举止上礼节繁多，哪怕流于虚伪做作，至于内心是否真诚并不注重，“礼”成了便利的装饰。在日本社会中生活久的中国人，常常对日本人的“礼”讥为“虚伪”，倒不仅是怨言而已。

　　事实上，前面提到的中学生对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的态度也可看出端倪。对类似有违公德的事情，否定之的着眼点不是对行为本身发自内心的检讨，而是外在的 “礼”的层面上给别人“迷惑”。由此我们也就明白，当身处可以不计较别人的社会环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战争中的敌国领土上）时，“礼”的约束自然崩解，心中之恶自可毫无顾忌的倾泻而出。

之四：文库本

　　社科院的郑也夫研究员访问过日本，在感想中提到对日本人于电车中所读书籍的疑问：他们在看哪一类的书呢？

　　坐了十几年电车，我也在路途中读过不少书刊，特别是较长途的行程之前，总要在书架前犹豫一番，琢磨带哪本书更好。如今的住所和公司不远，车行两段，各七八分钟，对读书而言并不合适——-刚刚翻了几页，就要下车。所以，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要乘近一个小时上学的日子了。

　　作为电车中的老读客，当然知道日本人在读什么。一般来说，阅读报刊和书籍的各占一半。而在书籍里面，似乎有三大类：小说、漫画和学习材料。小说以小巧的文库本居多，漫画的开本也比较小，学习材料则往往是针对各种资格考试。

　　日本人的优点，我个人最推崇的一项是普遍性的喜爱读书。明治年间，俄国人梅契尼科夫在经过长年客居欧美的生活后，于1874年来日本教授外语，后来写有《回忆明治维新》一书。他在书中写到，日本的苦力、女佣、马夫等社会底层人民也常常拿着书看，尽管那些小册子多是通俗小说，但这样高的识字率还是令他吃惊。和西方国家的经验相比，他不吝称之为“异常”。

　　日本民众爱看小说这一幕，相信也给彼时来日的中国人以相当的刺激。于是，梁启超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倘若全中国人都爱看所谓新小说，中国庶几可救。梁任公拳拳之心历历可鉴。我没搭乘过中国的地铁或轻轨，不知道人们在车厢内做什么，也就揣测郑也夫先生对日本人读书现象的特别在意，是否亦有感而发。

　　我乘车时多数时候读的是中文书籍，和日本人相比，直观上的显著差别就是开本。近年来，中国出版的书籍开本，似乎也像GDP，不高速增长不足以告慰国人。所谓国际大开本很是流行，一本书大咧咧摆在那里，仿佛在正告自己与世界接了轨。最离谱的是，翻开不少开本颇大的书籍，会被几百个文字周边的广大空白晃了眼睛。我不知道那些“留白”是做何用处的，但我肯定没那么多圈点题评。这就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欧阳修说适于读书的“马上、枕上、厕上”，“马上”今天换作了“车上”。其实不仅在车上，捧着一册大开本在哪里阅读都不方便，日本式的文库本则称手得多。当然，文库本的特点决定了内文字迹较小，但这对爱书人而言算不上大碍。文库本便于携带，价格便宜，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远比大开本更好。

　　去书店闲逛时，我最爱流连的就是文库本专柜。那一排排小书的整齐阵容，却有小蚁雄兵的气势。在家具店里买的书架，也设计有文库本的隔层。不过因我没那么多收藏，就腾出来给了中文书。结果，那些大开本就很滑稽地卧也不是站也不是，让我想起有一年去采访来日比赛的NBA球队，酒店在床头加了张椅子，给大个子们垫脚。

　之五：大腿

　　

　　初来日本的第一个冬天，见到中小学生们的短裤短裙，心里是免不了有点惊奇的。虽说自己高中时代也不惜落下风湿的毛病，在东北的寒风中扮酷穿单裤，但眼见那些年纪更小的童男童女光着两腿，不禁心生同情。问其缘由，有人说是为了从小磨其筋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并慨叹吾国之小皇帝们过于优乐。不过，若把目光投向稍大些的女中学生们，似乎又不仅是这个高尚的原因，因为那短裙的边际实在有点太高，有时简直到了大腿与臀部的交界。这不能说是一个为了砺炼意志的必要手段。

　　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女中学生制服的印象，大约始自电视剧《血疑》中山口百惠扮演的幸子。来到日本之后，才了解了它现在所蕴含的丰富意义，以及寄托了多少男性的粉色遐想。

　　在新宿、涉谷等繁华地带，时常能看到三两身穿校服的女中学生无所事事地伫立，而身边逛荡着个别上班族打扮的中年男子。有时，那男子会趋前搭讪，女孩们偶尔会发出肆无忌惮的大笑。女孩们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超短的裙子，不管是穿着中文称之为“泡泡袜”的白色长袜（一般是将它叠在小腿部分，仿佛绑腿），还是黑色或蓝色半长袜，总之两截大腿是一定要露出来的，宛如刻意招展的旗帜。

　　起初，我对这些叽叽喳喳的女中学生和色眼迷离的男人们绝无好感，把她们看作社会公害。但随着年纪增长，我渐渐学会用一点理解的态度去看待。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用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一位老男人对年轻女性肉体的畸恋，在那些中年男人脸上，我似乎看到了同样的对衰老和死亡的由衷恐慌。而反过来打量女中学生们，我看到的是一种不知所措，混杂着对青春仿佛陡然暴富之后的挥霍欲和困惑感。

　　事实上，九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女中学生的裙子的底边开始从及膝不断向上提高，算下来差不多每年一厘米。不知道这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有无联系，但肯定昭示了世风的潜在变化。许多外国游客都注意到了日本女中学生们展露出的大腿，而日本舆论也表达了对其所暗示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忧虑。于是，如何让女中学生们把不断缩短的裙子长度放下来，俨然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学校是超短裙之争的第一线战场。不过，另一个有趣的数据是日本中小学教师猥亵学生案件的增长，2004年达到历史纪录的190余人，去年公布的资料则是下降到通常水准的160余人。这或许充分体现出了此一斗争的严酷性与复杂性。不久前的一个话题是新潟县的高中制作了劝说女生们把裙摆放长的海报，可见校方的用心良苦，然而据说女生们反应冷淡，认为“此举毫无意义”。

　　女中学生的大腿，俨然成了少女们的亚文化象征。但来日的中国人看来，自有不理解之处。我曾多次听到陪同的访客表示诧异，有男有女，他们不是诧异于日本女生的裙子之短，而是那双腿的“难看”：“她怎么敢穿这样的超短裙？”确实，大腿现象若有有一点值得称道的，便是众腿平等。姑娘们不管自己的腿多“难看”，也照样坦率露之。有的女生大腿粗如水桶，小腿孔武有力，据说在中国若敢穿超短裙恐怕要被人公然耻笑，在日本却可以安之若素。

　　进一步说来，日本女生公开袒露大腿可以说是为了迎合男性的意淫，将女性置于被亵玩的角色；可中国人对女性“腿型”（外貌）的苛求，实在是异曲同工甚至犹有过之。况且，穿着超短裙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性的暗示，一位新潟女高中生说：“我把裙子卷短并不是为了显得可爱，而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

　　大家都这么做。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即日本人强烈的群体性意识。接下来，我们就说说日本人的“跟风”嗜好。

　之六：跟风

　　2008年秋天，一场“香蕉荒”突然席卷了超市。起因是一位女星在某电视台节目中谈到她吃香蕉减肥的经验，没想到，随即掀起了民众轰轰烈烈购买香蕉的热潮。

　　香蕉在日本超市中属于一年四季都大批量贩卖的普通水果，价格也很便宜，一束（四到五只）通常不过一百多日元。然而，面对突如其来的抢购潮，住所附近的几家超市都出现了有价无货的状况。店方在告示牌上写着道歉之词，表示一定尽快从海外大量进口，确保供货。接下来的数日内，往日供应充足的香蕉，始终处于紧俏难得的境地，偶尔见到剩下姿色不佳的几束，价格反比过去涨了不少。这种怪象大约维持了半个来月，香蕉们才恢复了清静。

　　短暂而疯狂的香蕉抢购热，一度成了日本媒体的话题，但集中于香蕉本身究竟能不能减肥的讨论，很少有人批判其背后折射出的非理性。当然，日本人自身对此习以为常，可能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喜欢跟风盲从赶潮流，动不动就要闹上一下子，这就是他们的民族性格特点。日语称之为“ブーム”，每年若没有那么几次，还真是怪寂寞的。

　　按道理说，日本民众的教育水准普遍较高，作为个人，似乎应该有比较强的主见。事实却是，大多数日本人面对“ブーム”首先的选择就是跟风，而且争先恐后，劲头狂热，唯恐被落于“ブーム”之外。这体现出的是日本人深刻而独特的群体意识。有人提到了日本人的排队现象，确实，一家拉面店的门口若有两三人排队等候，就不愁会扩大到五六七八人，因此有店家特意雇人排队来充门面。我见过更滑稽的一幕。某年东京电影节期间，在涉谷车站前，几十个男青年脱得只剩短裤，在广场上高喊励志口号。路过的陌生男青年陆续有脱衣加入者，那兴奋劲儿如同“找到了组织”。此类胡闹不雅的举动，一个人做会被当作疯子，但数十人一起做，就俨然成了一场狂欢式的“祭り”。

　　加缪曾说过，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有罪而历史无罪。这是个人和历史的对应，谈到日本人，我们或许可以把个人与群体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一个古怪的结论：群体有罪则个人无罪。日本人期待加入群体的一个原因，是在集体的名义笼罩之下，个人行为的动机与后果受到了洗净与庇护。前述的街头闹剧，堪称精到的展示。当然，战争罪行和责任问题亦完全符合此一特点。日本官方可以一再承认日本“给亚洲等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但并不肯追究特定个体的罪愆。

　　说日本人的群体意识独特，也不妨拿来和中国人做一比较。日本人有没有个人意识？有。在个人生活层面，他/她的个体感很突出，比如和家庭成员的疏离态度，比如另类小众的私人喜好，都显得相当“个”；然而在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又追求“群”，比如积极参加各种团体活动，比如热衷于追逐社会潮流。中国人呢？似乎正好和日本人相反。在社会生活层面，中国人常常要显示自己的个性，特立独行，别树一帜，甚至成为不惜违背公德的个人主义者；在个人生活层面，中国人更重视并依赖家庭、亲友等关系，并愿意为此做出哪怕是违心的让步牺牲。

　　在群体里，日本人仿佛以一种消泯自我的方式，更确定地找到了自我。如果不允许被加入群体，或因某些原因难以融入群体，那么将意味着生活上的困境。2006年，嫁到日本的中国籍女子郑永善杀死两名幼儿的案件轰动一时，报道中就提到她在人际关系上遇到的严重隔阂。子女在同一幼儿园或学校的日本妇女们一定要组成所谓“妈妈会”，经常举行聚会活动，虽无强制性，但若不参加就会被排斥，并殃及孩子。来自异文化的郑永善，其精神压力可想而知。

　　跟风，说白了就是要紧随群体。抢购香蕉是小事儿，追捧韩流也不算啥，最危险的是杀人、自杀之类的也会有跟风现象。某人在车站站台上企图把无辜者推落铁轨未遂，几天内就一定会出现追仿的案件。秋叶原街道上的加藤智大血案发生后，效仿他在网站上宣称要大开杀戒的人纷纷冒头。所以，每当看到媒体爆出什么大案，我就想到不知又会有多少“模仿犯”？

　之七：排榜

　　

　　已故历史学者黄仁宇有个著名的论述，即中国过去之所以落后僵化，在于缺乏“数目字管理”。这是个新颖但含混的观点，甚至黄仁宇本人也没能阐释清楚“数目字管理”的含义到底为何。而且，他最大的理论缺陷是以前现代中国的客观条件，根本无法做到他所孜孜以求的“数目字管理”。首要的技术限制就在于资讯收集与传递的方式，对中国这样庞大的帝国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或许因传统影响，中国人在数据资料上面的重视程度确实有所不足，特别是和日本人相比较。比如涉及历史争议问题时，日本人往往会质疑中方的数据，并拿出己方详尽的资料作为对照。这可以说是一种偷换概念、浑水摸鱼的狡猾做法，可中方在辩驳时会颇感费力。毕竟，数据有其直截简明的说服力，胜过长篇累牍的说理。

　　说起日本人对数据的热爱，可能比生鱼片还来得自然深厚。无论是论著、教材，还是报道、宣传品，随处可见数据的统计。市面上有不少专门罗列数据的书籍，内容五花八门，并且每年更新。表弟就读中学时，学校发了一本就叫《数据书》的书，我看了很喜欢。该书全由世界各国数据组成，在中国的那一节，我竟然看到了“马1019万匹，猪46806万头，鸡30亿只……”给初中生发放这玩意儿（表弟慷慨将书赠我，说“没意思”），却可见日本人对情报资讯的重视做到了从小抓起。

　　有了数据，自然就能排榜。而且，数据排了榜，也就更富参考意义。所以，日本人喜欢排榜，事无巨细地排榜。www.goo.ne.jp是日本比较流行的门户网站，其中专设了一个排行榜栏目，现在有 6000多个排行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看起来很好玩儿。比如竟然有女性心目中男性“脚踩两（多）只船”迹象的排行榜。前十项中，隐藏或不让看手机高居榜首，经常和某人发短信排第三，手机短信量增多排第五，曾删除通话通信纪录排第六。和手机相关的独占四项，凸显了手机在当代人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位置。这个榜看似无聊，倒还值得琢磨。而《日本经济新闻》的副刊则有个栏目，叫做“何でもランキング”，即“什么都能排个榜”。大概这一天一榜委实有点太频，于是我看到“最适合家长与子女一起搭乘的索道排行榜”，真难为了责任编辑那为赋新词的用心良苦。

　　“何でもランキング”的精神确实在日本人身上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日本内阁府和总务省年年公布一个排行榜，即全国各个都市车站附近停放的自行车数量，并且分正当和违章两类。内阁部门组织调查这个排行榜，中国人是不是会觉得有些难以理喻？

　　排行榜之所以流行，其实还是国民性使然。榜单的最大功用，可能提供了一种指示，令观者不用调查不用思考，一下子直奔结论。你知道什么最人气最便宜最方便最舒适……？统统有排行榜为证。前面说过日本人喜欢跟风，排行榜无疑是一个有助于掌握风向随大流的得力工具。不过，若你信了这个排行榜但亲身体验之后心有不甘乃至大呼上当，也千万别怪人家，只能说你自己大概品位独特吧。就像常见的各种期刊上的美食排行榜，连拉面店也排出几十名的高下先后，详细到了面的分量、汤的浓度、肉的可口等细节，可倘若你按照榜单的指引去亲尝，没准儿会感到大失所望。

　　但是，排行榜这玩意儿还是有其妙处的。假如把几十年来一直持续的某些排行榜拿出来纵观，会从中品味到世相的起伏，人心的嬗变，环境的迁移。简单的例子，就拿日本政府与民间机构每年都作的外国好感度排行榜来说，几十年来中国的排序上下，充分验证了国际政经格局与中日关系的风雨历程。不管是探究国家战略发展，还是研讨社会文化变革，排行榜都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之八：浪费

　　

　　日本商家贩卖的成品食品，一定带有“赏味期限”的标签，如果临近就只好降价，过期则只能扔掉，否则便会惹来麻烦。近年来，有几家企业曾经篡改期限被曝光，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比如著名的糕点制造商不二家，因为使用了超出“赏味期限”的原材料，信誉和业绩都备受打击。

　　然而，“赏味期限”的约束之下，大量食品被丢弃，无疑是一个更加严肃的社会问题。媒体的统计表明，日本每年已经加工好的食品因此被扔掉的，多达2000 万吨。食品学家说，一个若活到80岁，一生消耗的食品（不包括饮水）大约20余吨。也就是说，日本一年的报废食品，或可以养活100万人。全世界有数亿人挨饿，每年几百万儿童饿死，那些食品的结局真是可惜。

　　上学时隔壁的天津男孩小张在便利店打工，时常拿回过了“赏味期限”的盒饭、面包等食物，据说是店长免费赠送的。我也跟着蹭过一些，味道什么的根本没太在意，甚至还吃得满香。有研修生也讲过她们如何在晚上前往超市的废品存放处，拿被摆放在那儿的过期盒饭，有时还会遇到同样去觅食的流浪汉。所以，有人提出在“赏味期限”之外，再加上“可食期限”的想法，所谓“赏味”是指食品的原味得到保证，而 “可食”意味着虽然味道不那么新鲜，但还能被人食用。我和研修生们吃的就属于“可食”。这个建议理论上讲不错，但对商家而言，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况且， “可食”的界定比较微妙，万一出了纰漏，商家必定不愿承担责任。

　　于是，“赏味期限”标签下的浪费似乎只能继续。

　　一位日本女士在七十年代末曾随代表团访问中国，下榻北京某饭店。不久，代表团要求女士们在扔掉自己穿过的长筒袜时，必须附一张纸条写着“不要了”。原来，有的女团员把袜子扔掉后，竟然被饭店的服务人员洗熨干净，平平整整地送了回来。这位女士说，这个经历给她的心灵带来了很大的震撼，“毕竟是了不起的中国啊”，她为“日本人太不节俭”感到惭愧。但到了八十年代，一位在日中国留学生到快餐店打工，对制作三明治时把面包的周边全部切掉扔进垃圾箱极为看不过眼，可他的惋惜被日本同事嘲笑为“因为你们中国贫穷”。

　　日本历史上，节俭也是被称道的传统美德。但是，身处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现代商品社会，节俭意识无可避免地受到了侵蚀。长筒袜的那个故事，今天听起来，不管是在中国或日本，都只剩下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味道。

　　在日本的日常生活里，环保、节能、回收再利用等等口号比比皆是。客观地说，日本这方面有不少值得学习借鉴的经验，最简单的莫过于垃圾分类。但是，所见所感又让人对这一切不得不心生疑窦：与其作秀般的鼓吹环保，何不减少些实实在在的浪费呢？在绝大多数车站，自动扶梯时刻空转着；在团地的公寓里，成百上千的灯火彻夜通明；在超市或百货商场内，冷气足以让人打个哆嗦；在商品货架上，一次性的各类生活用品琳琅满目……

　　地球的资源有限，有人占有得多，有人就得减少。要想多占的办法，可以依靠暴力征服掠夺，也可以凭借“商业”交易换取。日本人所维持的衣食富足的生活，实际上同样是以贫困地区人们的艰辛饥饿作为代价。对他们的最大援助不是贷款或赠物，可能只要多一点节俭，少一点对物质生活的狂热追逐，效果说不定更好。不过，人类世界是残酷的，因为人难免自私，谁也不愿主动降低自己的物质享受水平。就像捕鲸，无论如何，日本人会坚持到底，并振振有词：凭什么要我放弃我的文化？

　之九：弃老

　　

　　导演今村昌平有一部获得1983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名作《梄山节考》，说的是日本过去农村存在的弃老习俗，也就是把年老体衰的老人遗弃到深山等地令其自生自灭，有的甚至是由子女亲手杀害。《梄山节考》背景所在的长野县，今日仍是日本的农业大县，所不同者，近年因青壮劳动力不足，从中国引进了不少所谓研修生从事繁重劳动。

　　弃老是人群在生活条件恶劣、物质严重匮乏之下的一种迫不得已之策，就如同部分地区流行的溺婴习俗一样。弃老也好，溺婴也罢，最直接的动机是来自经济压力。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有限，人口过剩的情况下用残忍的手段进行强制淘汰，现在听起来会觉得毛骨悚然，可当时或许浸透了无奈。值得研究的是，不同的人群在物资困境面前的选择迥异，有的弃老，有的溺婴。

　　有学者考证，中国在中古时期以前也曾有弃老的现象，但相对而言，溺婴行为无疑更为显著。特别是南方的福建、江西等地，自唐宋迄明清，虽官府着力疏导禁绝亦无多大效力。日本也曾广泛存在溺婴现象，坂本太郎的《日本史概况》说，十八世纪，溺婴在日本全国几乎成了惯习。可弃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着实有点难以想象，历朝历代无不鼓吹孝道，遗弃虐待老人要受到法律严惩。《唐律》中对背地里诅咒父母的都以谋杀罪论处斩刑，《梄山节考》的那种做法一定是难逃活剐了。

　　从浅显的意义去理解，溺婴扼杀的是将来，而弃老抛弃的是过去。两种行为的背后，是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我学养不足，未敢妄议。

　　不知道是不是弃老的习俗影响，日本老人普遍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活力。他们不甘于老，甚至忌老。我有过几次在电车上试图让座给老人却遭到白眼和拒绝的经历，虽然他/她脸上手上的老年斑历历在目。给年长者让座的行为，在日本并不多见，多数年轻人对站在面前的老人视而不见，或许也有免得自讨没趣的打算。同时，大量的老人们依旧活跃在社会的各种岗位上，哪怕是体力劳动。刚来日本那年帮同学搬家，约了一辆我们称之为“小红帽”的运货车，司机是位看上去六十多岁的老头儿。我心里很惊讶，在中国，这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年纪啊。老头儿穿者制服，和我们一起搬上搬下，身手很是利落矫健。当时我的日语不过初级，也按耐不住问他为何还干这份工作，让老头好像觉得我这个外国青年有点好笑。

　　在日本生活久了，这种老年劳动者随处可见。白发苍苍的出租车司机，骑着自行车送货的老妇，两鬓风霜的警备员……见得久就习惯了之余，也有一些感想。对照起来，相当的中国人在心理上过早地自认衰老，并且急于进入休闲养老的阶段，除了照顾孙辈，恐怕没什么劳动的意愿。而日本老人却不愿承认自己的老去，更积极地工作并参与社会生活。世人皆知日本老人的长寿，心理层面的“拒老”和频繁的活动，应该是两个重要原因。

　　不过，日本老人的这种“元气”（健康），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当代日本社会仍盛行的弃老之风。老人缺乏来自子女的赡养，自然要继续打拼或自我照顾。日本有大量的老人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养老看护产业。入住的老人多数并非没有子女，但子女一般都过着独立的家庭生活，来往有限。在经济上，老人如果没有资产收益，就主要依靠年金和积蓄，所以不少老人仍需要就业。

　　有一次电视台采访一位刚满百岁的老妇，她还守着自己开的一件杂货店，每天上货记账。百岁生日这天，子女们没有人来看望，只有远在外地的孙子打了个电话：“要努力啊！”

　　“对。要努力。”颤颤巍巍的人瑞回答。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一场景怕是不可思议吧。

　之十：杀亲

　　

　　根据日本警察部门发行的2008年白皮书记载，该年度日本共发生了1297件杀人案。四五年来，此一数字基本上在1000-1300件上下浮动，但其中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每年只有几件。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写过一篇《英国式谋杀的衰落》，提到那种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和记忆（说回味太不厚道）的谋杀案之要件，首要一项是杀害对象以家庭成员为主。若以日本的情况来看，奥威尔似乎不必大发感慨，因为日本的谋杀案当中，杀亲的比例真是高得可以。

　　手头一份2007年日本警方的数据显示，杀人、杀人未遂案件共有1052起，其中家族内部的死活之争为503件，几乎占到了一半。日本人如此多的家族相残，原因何在？佐藤弘弥写有《家族内杀人事件：社会心理学的考察》，提出了几个社会背景，简略而言分别是：日本独特的“核（心）家庭”为主的模式不利于亲人之间的沟通，贫富差距的扩大，教育中人性内容的欠缺和世界性暴力泛滥的影响。“核家庭”问题，正好涉及前面说的“弃老”现象。佐藤弘弥认为在相当多的“核家庭”父母子女互杀案中，如果有祖父母的存在，或许会起到减轻摩擦的作用。至于贫富差距，他也自相矛盾地承认，杀亲案在富裕和贫困家庭中都有发生；而世界性暴力泛滥，什么911图像冲击之类的就有点胡扯，倒不如把责任推给日本国产的肆无忌惮的暴力漫画与电玩。

　　我对日本人杀亲现象的关注，来自2007年伊始的半个月，媒体每天都有新的家族内杀人事件报道，特别是两件所谓上流社会的碎尸案（正符合奥威尔的标准）轰动一时。一件是某漂亮少妇将在摩根斯坦利日本公司工作的丈夫用酒瓶打死后碎尸遗弃，此案发生于2006年底，告破于2007年初。少妇遗弃尸体时，曾将一部分尸块扔在了新宿某日本语学校旁边。媒体一度沸沸扬扬说什么涉及中国//黑/社会，死者是中国来的偷渡客，充分发挥了一番想象力。在这一点上，日本媒体还是比较专业的。199年神户的酒鬼蔷薇少年杀人碎尸案，少年写给警察的挑战书上的笔迹，被某媒体找来“专家”鉴定，说显示凶手曾在中国华北地区留学，其实不过没好意思直陈是中国人所为而已。

　　这位少妇供称受害于家庭暴力，后来又承认她和丈夫各有外遇。一个居住高级住宅区的富裕家庭如此下场，当然很吸引大众眼球。差不多同时，也是东京涉谷区，又发生一起医生次子将妹妹杀死碎尸案，更是备受瞩目。医生在日本意味着大富之家。初识一位日本朋友时，他得知家父是医生，就说：“在日本，同学里如果据说谁是医生的孩子，大家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可是，这桩爆发于医生家庭内部的惨案，无疑揭露出了富丽堂皇之后的阴霾。舆论对于杀人动机的推测，很多集中于乱伦的可能性。有的说被害的女儿与医生父亲乱伦，令兄长感到可耻和愤怒，因而冲动杀人；有的说兄妹之间存在奸情，是“禁断之爱”导致了悲剧。舆论如此热衷于乱伦乱伦，实质上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流露，迎合了平民的妒富心理。在警方就此案的最后调查书中，没有提到凶手任何涉及乱伦的动机。然而，这个案件的另一个插曲，是以细致著称的警方，却犯下把凶手杀人的木刀、碎尸的锯子等重要证物全部“当垃圾扔掉了”的事故。若换在别处，黑幕论阴谋论恐怕不知道要有多火爆吧。

　　反思杀亲案的增多，日本人动不动就归咎于近年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经济因素中寻求解释。更关键的肇因，或许还是在文化深层。在日本的各类文艺作品，把家族亲情渲染得催人泪下的并不少见，但那终归是创作。日本人作为个体，偏重社会关系和角色，轻视家庭关系和角色的特点，随着当代社会的变迁出现放大与扭曲（比如“核家庭”的迅速增多），才是杀亲频发的根源。

　　之十一：暗战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萨殊利讲过一个中日高铁谈判过程中的小故事。趁日方代表中的某人起身出去的空当，一位日本专家悄声对他说：刚才那位是我们大使馆的官员，我讲话不方便。

　　高铁项目完全不是一个简单的跨国商业与技术合作，这一幕表明了日本政府试图监控谈判过程的立场。事实上，对于和中国相关的事务，日本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保持着警觉。表面上的“友好”说辞，并不足以掩盖其内心的戒惧。谁要是信以为真，就只能怪自己“很傻很天真”啦。

　　在中日关系的定位上，日本警察厅的白皮书有很清楚的立场。“公安维持与灾害对策”（日语中的“公安”一词大体等于汉语的“国家安全”）一篇里，第五节题为“对日有害活动的动向和对策”，列举了几项对日本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要点。排在首位的自然非朝鲜莫属，其次就是中国。白皮书说中国利用派遣留学生、交流研究人员等手段，“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搜集情报”，日方对此类“（违法行为）要给与严正取缔”。

　　其实，“长时间、多样化地巧妙搜集情报”，是日本同样针对中国一直在做的事情。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会不时接到日本有关部门人士的邀请，有礼貌地请“喝杯咖啡或吃顿饭”。一位从事科技研究、又任职于侨团的中国人说，日本警察甚至等在他的公司门口等他下班，就为了“想和您聊聊”。在利益诱惑或哄骗之下，有的中国人成了对方的帮手。四川大地震后，日本媒体很重视中国西南的核研究及军工产业状况。于是，在电视台的直播间，日本主持人请来一位身材肥硕的中国妇女打电话给绵阳某单位，据说那个号码属于机密的某核研究机构。妇人得令，当即拨通了号码，中方没说什么就挂断，她还似乎因没有完成任务而有些悻悻然呢。

　　公开发行的白皮书，提醒着日本公众注意中国的“对日工作”危险，却当然不会提及日本的“对华工作”。几个日本人在中国新疆等地被逮捕，日本舆论说他们是“测绘”，好像仅仅是行万里路的地理爱好者罢了。这种巧舌如簧在白皮书里最经典的表现，莫过于把右翼声援藏独、阻挠长野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首脑访日的种种活动都归在了“和平运动”的名下。上述事件的现场，我都曾亲见。特别是在长野，穿着二战旧式军装的男子振臂高呼：“杀死中国人！”在他们挑起的拳脚冲突中，有中国留学生流血受伤。原来这一切皆属于“和平运动”，教人不仅哑然。

　　我提起这些并不带半点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不过实话实说中日两国关系的客观状态。“世代友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口号毕竟是口号，真相到底如何心里必须清楚。虽然日本人总被指责虚伪不实（这可是有传统的，《旧唐书》记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不以实对”），但警察厅的这本白皮书倒蛮坦诚的。中国人的国民性好面子，好话吹捧和小恩小惠就容易飘飘然当真，所以正视这种坦诚很有必要。

　　白皮书统计去年日本右翼组织针对外国的敌视活动，按国别区分的话，矛头指向中国者高居榜首，共有3720次，动员了10000余人和2500多辆汽车，远远领先于对朝鲜、韩国、俄罗斯等国的规模。警察厅的说法是北京奥运等因素使然，但实际上，这折射出了弥漫于日本社会的对于中国的复杂心态，其基调是不安感。约翰•W.道尔在《拥抱战败》写到，昭和天皇关注的是“为什么战败”而非“为什么开战”，问结果而不问原因。这可能是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思维。日本人感到了深重的不安，却很少考虑他为什么会不安。

　　顺便提个小花絮，每年的8月9日是日本右翼一定要纪念的“反俄日”。为何定在这天，不妨考考大家的现代史。

　之十二：痴汉

　　痴汉者，盖公然猥亵他人之徒也。一个“痴”字，既有对智商的嘲讽，又兼对恶习的批判。不过，日本某网站做线上民调，坦诚自己是痴汉的有56人，否认的 712人，这个比例并不算小。前面说过少女的“援助交际”现象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扩散，这个痴汉行为也从稍晚的千禧年前后出现大幅增长。仅以东京警视厅的统计来看，2004年在（轻轨）电车、地铁内破获的痴汉事件共2201件，约是1996年的三倍。慨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人士，想必会对这十来年的变迁痛心疾首。

　　通常所说的痴汉，就是在交通工具内对异性上下其手的色狼，当然据说也有少年男子受害。和一般偷偷摸摸的罪案不同，这类在公交车厢内的犯案，要点是周围人越多越好，方便混水摸鱼，也令受害者害羞而不愿声张。所以，痴汉多发的地点，往往在载客量最大的线路；多发的时间，以早晚高峰期间为主。当年，日方邀请撰写《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位中国爱国者来访，特意安排了搭乘早班电车，体验所谓“通勤地狱”并日本劳动人民的辛苦。我觉得可惜的是，他们没能目击一次痴汉事件。

　　东京地区痴汉事件发案率最高的三条线路，分别是琦京线、中央线和山手线，其中以琦京线为最，一条线占了三分之一。我恰好要乘琦京线上班，转眼间经过了十一年，颇有一些“眼福”。被女孩子紧紧抓住，站务员将其带走的见过三四次，女子在站台上狂追奔跑男子的也有过几次（双方的速度均宛如大赛），有痴汉行为但女方隐忍不发的就更多了。一位看上去精神状态异常的中年男人，似乎专门在傍晚高峰期挤车，而且有选择性地挑拣附近站有年轻姑娘的门口。我已经记住了他的相貌，目前好像仍逍遥法外。这样的痴汉可能因看得出神智有异的缘故，非但女方不敢反击，旁边的人亦不愿多管闲事，堪称明目张胆。我还见过在空荡车厢中，一病态男子偏要贴近车门边的女孩，以手臂将其包围。这种情况下，女方只有忍耐两三分钟，于次站下车躲开。日本法律虽规定，痴汉若猥亵罪成，要被判处半年到七年的刑期及罚款，可对心智不健全者恐怕全无威慑。

　　痴汉固然可恶，但更可怕的是被人误认为痴汉，近年来成为日本社会备受争议的“痴汉冤罪”话题。日本司法奉行无罪推定原则，只有痴汉这儿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旗号搞有罪推定。也就是说，如果某女性咬定你是痴汉，你就只有自认倒霉。一旦被抓，首先是72小时的逮捕和可长达20天的拘留，罪名成立后还得服刑。一位上班族因有损名誉和旷工，失去工作与婚姻的概率很大，说摧毁人生并不为过。一些拒绝承认有过猥亵行为的人诉诸法律寻求清白，但长达一两年的诉讼后，纵然胜诉亦得不偿失，据说有人甚至家破人亡。坦言之，痴汉这个帽子只要被扣上，就是不“痴”，也要闹到你“痴”。

　　误认痴汉的情况，大抵有三种：一是因过分拥挤贴着异性身体，尤其是那些穿着性感暴露的女孩儿，导致男性正常生理反应；二是有些女性心理敏感阴暗，讨厌（中年）男性体味或视线；三是恶意诬告，意图谋取赔偿金。去年大阪曾有一桩诬告案，女方还有同伙充当“证人”，但后来良心发现撤诉，否则那人真是百口莫辩。类似冤案争议越来越多，有被诬者和律师组织起来，誓言要维护权益，却远非易事。为缓解痴汉现象和冤案，有的线路设立了一节女性专用车厢，可并无多大效果。有人呼吁实现男女分车，或车厢内安装摄像机，但成本过高，又如何能入得了公交企业经营者的法眼？

　　身处最惊险的盛产痴汉琦京线，我只有两点心得：一，两手不能空，最好高举抓住吊环；二，离女人远点，尽管老爷们儿聚一块儿感官不适。总之，警惕性一定不能少，痴汉之名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这不，写这篇文字时，又有一位34岁的警官因痴汉被迫退职，换得不起诉。

　　日本色情业中有一种店铺，顾客在装扮成车厢的房间内猥亵女性，有说法认为这能缓解痴汉冲动。可是自掏腰包的安全交易，哪里还有光天化日之下的刺激呢？套用流行句法，人家摸的不是大腿或屁股，摸的是寂寞啊。

　　之十三：没实现的幸福

　　

　　2008年夏天日本的这场选举因执政党交棒而载入史册，但还有一个新角色不能忽略，那就是突然冒头的幸福实现党。

　　日本的政党成立并不难，当年著名职业搏击运动员猪木凭借粉丝拥戴，当选参议院议员，就打着“体育和平党”的旗号。这两年，自民党苦于声势不振，一直有游说超级女星藤原纪香出来参选的创议，也是看中了她对粉丝的号召力。所以，“人气”的喜剧演员、作家、歌手在日本都能杀入政界，候选人有无政治才干，政策是否可行并不重要，这是日本选举政治的特色之一。同理，拥有众多信徒支持的宗教团体，若决心组成政党，自也可以打开一片天空。以新兴宗教创价学会为母体的公明党，靠着号称827万个信徒家庭的拥戴，始终在日本国会中占据数十个议席，更与自民党合作当了多年的执政党。

　　翻开众议院选举那天的《朝日新闻》，政党竞选的整版广告只有三家，自民党、民主党自不待言，另一家便是幸福实现党。一个党命名幸福实现，多少有些好玩。不同于一般民主、自由等价值标榜式的冠名，直截了当地许诺“幸福实现”，气魄何其大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党的母体宗教组织就叫“幸福的科学”。我曾见过几位幸福实现党的拉票员，都是妇女，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前车筐上贴着“幸福实现党”的标识，在烈日下的街头绕来绕去，嘴里喊着“幸福实现党”。说实话，这比其他党动用宣传车大喇叭声嘶力竭要环保。可是，选举结果揭晓，推出了337名候选人的幸福实现党全军尽墨，幸福居然就真的没实现。

　　选前的舆论预测，这个幸福实现党的实力几何是最神秘的悬念。“幸福的科学”号称有1100万信徒，为选举砸下了100亿日元的真金白银，谁能保证它不会成为一个新的公明党？面对如此惨败的结局，连不看好它的媒体也觉得有点意外。不过，在日的中国看客们或许颇为幸灾乐祸，因为幸福实现党的竞选纲领鼓吹对华强硬，听着就不舒服。

　　“幸福的科学”最牛之处莫过于“不差钱”，100亿日元仅是小意思。教主大川隆法有五本著作打入日本畅销书排行榜前五十名，最火的《太阳之法》销量400万册，光是版税稿费每年也有数十亿进帐。信徒每人每个月都要交纳三五万，日本的宗教法人又可以免税，1100万人一年下来就能集资1700-2800亿日元的巨资。按照我国官方说法，几乎足够北京奥运全部场馆的投资了。

　　可是，这么多钱花下去，居然连个响儿都没听到，幸福实现党上下之撮火可想而知。而且，选票统计下来，幸福实现党在比例选区拿到了46万票，小选举区一共100余万票，声称的1100万信众大打折扣，有胡吹法螺之嫌。教主大川隆法毕业于日本高等教育的顶级学府东京大学法律系，1986年抱着拯救人类的使命感创立“幸福的科学”，没想到选民们竟然连幸福都不想实现，简直不识好歹。据说，在教团内部已经出现了争议，即围绕明年的参议院选举到底还要不要再战。倘若连战连败，“幸福”将何去何从？有人给出了答案：奥姆化。

　　1990 年，奥姆真理教组成了真理党参加众议院选举，最终一败涂地，导致教团内部矛盾丛生，走上了激进化的反社会道路。当年的奥姆真理教发言人上佑史浩说，他在今天的“幸福的科学”身上看到了类似当年奥姆的氛围，因为这类新兴宗教一旦教主的预言受挫破灭，信徒就会产生动摇，为了巩固信徒的支持，什么末世劫难即将来临之类的极端说辞就要出炉了。早稻田大学高材生上佑史浩昔日为奥姆代言，辩才无碍口若悬河，吸引了很多女粉丝，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人物。他以过来人身份现身说法，敲响了日本社会对“幸福的科学”的警钟。

　　事实上，奥姆真理教制造的地铁沙林事件之后，新兴宗教在日本的发展确实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日本的新兴宗教之繁盛都是世界少见的，宗教法人团体有18万个之多。日本人为什么信仰如此之多的宗教？五光十色的新兴宗教真相如何？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